美国是条毛毛虫，至少我有这个印象。看我大中华的文明史，上下五千年，光芒万丈，江河千古。谦虚一点说，我们也有二千的帝王将相史。历史，悠久文明的历史，是吾人骄傲的最大源泉。
但一个历史如此之短的国家，如何能够把一穷二白的北美大陆建设成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？有一个答案：就是他们屠杀印第安人，剥削和压迫黑人，以此完成了原始积累。但这个答案似乎不够完全。中国皇帝不杀人？杀！杀不了洋人还少不了本国臣民？“杀人如麻”、“赤地千里”、“饿殍遍野”、“诛灭九族”还有“满门抄斩”，都是大家熟悉的成语吗？但杀来杀去，我们今天还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。如果真的想一想，这些都是比较费解的问题。
一
美国历史虽短，但法律却搞的有声有色，连我们如今也要去美国取经。美国两百年历史，还出了些欧洲人也公认的先哲：华盛顿、杰佛逊、林肯。这些人是天上掉下来的吗？不是的。他们的法治思想是其头脑中所固有的吗？也不是的。
作为一个国家，美国的历史确实很短，但若从文化和法律的角度讲，美国却也算是源远流长，是英国普通法的继续。但美国人还是意犹未尽，把自己的历史再往前推，自称是“古罗马”的传人。德国、法国和英国都要将其法治思想追溯到古罗马时代。德国、法国是大陆法系国家，都自称是继承、捍卫和发展了古罗马法律。这样一来，他们就把自己的历史往前推了许多。美国人与罗马远了一些，但他们也一再坚持自己沿袭古罗马法律。。
美国确有古罗马的痕迹。美国的“参议院”（senate）一词便直接来自罗马的元老院。元老院与执政官就是相互牵制。追本溯源，美国的三权分列也由此而来。中国的情况略有不同，会用没有能力的人去制约有能力的人，还有外行领导内行。再就是以老年人领导年轻人。这样做有这样做的道理。比如，年青人容易热情有余，想着改天换地，难免异想天开。老人知天命，知道人固有一死，知道天不变道亦不变。。随着自己年龄的增加，我对后来居上者也是耿耿于怀。美国也一样，老人在许多重大问题上有最后发言权。“水门事件”中，九位大法官就勒令比他们年青得多的尼克松总统交出白宫的录音带。
美国与古罗马一样，对军人，尤其是对凯旋而归的将军，无不充满戒心。在布什领导之下，美国人打了一场自以为是很过瘾的海湾战争。但国内经济稍稍不好，美国选民就请布什走人。如果这还不足以说明问题，那还有英国的丘吉尔。丘吉尔是大英雄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，全靠他当英国人的主心骨，领导英国人民打了一个又一个的胜仗。但二战结束后，英国人立刻将丘吉尔选下了台。西方人对军人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戒心 ，这种戒心也可以在历史上找到根源。罗马共和国就葬送于一位凯旋归来的将军之手。这位将军率5万将士夺取了政权。
二
美国历史上最可耻的一页是奴隶制，而这一页又与历史有关。古罗马就蓄奴，美国就沿袭了此坏习惯。但古罗马人蓄奴，受法律保护不说，而且不以为耻，反以为荣。
不过美国最后还是废除了奴隶制，从宪法上根本加以否定。按照美国最高法院原先的判例，美国黑奴并不是公民，不享美国法律的保护。南北战争之后，美国修正宪法，任何出身在美国的人便是美国公民。美国的历史就是法治历史，就是宪法的历史。每一个判例都是一个故事。看了这些判例，对美国这个国家和这个国家的来龙去脉就可以有一大致的了解。可以从不同的层面看问题：美国是金融帝国，美国的历史也就是金融发家史；美国还是一个帝国，看一看美国??西班牙战争后的美国军事史，也能了解美国的历史要点。但归根结底，美国更是一个法治国家。
中国的历史就不一样了，一讲历史，吾人还是离不开帝王史。我们也讲农民的历史，讲农民的起义，讲农民的战争。但农民起义史实际上也是帝王史，农民起义胜利后就是皇帝。小民也喜欢帝王的故事，他们恐惧帝王的天威，但也羡慕帝王的权势和六宫粉黛。如果当不了真帝王，就在小范围内帝王一把。如果小范围也无法帝王，那就回家帝王一把，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帝王一把。
中国的文字学起来比较慢，用起来更难，历史上曾阻碍了教育的普及，而教育的不普及也影响到法治的建立和建设。英国历史学家威尔斯对此有过不太恭敬的说法。他在《世界史纲》一书中指出，中国的文字很怪异，“几千年来，这种怪异的书写和由此而产生的教育制度，成了一种不可抗拒的过滤器，有利于那些学者，有利于那些有匠气的人，不利于那些有创造性的、不安份的人。有创造性的人，不安分的人，也坐不到重要的位置上去”。大清国皇上很可能要骂威尔斯一声放肆，但更可能对要他怀柔一下，说不定还会嫁一位格格给他，以示皇恩浩荡。
三
还是说美国人，美国人为了拉长自己的历史还会算上犹太人。美国的律师和法官中有很多犹太人。犹太人与中国人有相同之处。犹太人是被赶出家园（或是说他们自己逃出家园），而我们是在自己家园里归顺外来的入侵者。为了归顺，如有必要，男同志留起长辫子，女同志缠起小脚
西方人比较喜欢标榜自己的法官，说是他们的法官历史上就有三大优点：（1）中立；（2）审案公开；（3）精英法官。这种不懂中国历史的说法令我非常气愤。吾人也有光荣传统。中国古代断案经常由行政官员操刀，至少在县一级如此。这样一来，就不太好说法官独立或是司法独立了。但精英文化和公开性是多少有一点的。县令中大多进士出身，多少有点本领。买官卖官，滥竽充数，那是晚清的事，是王朝末代现象。那时候别说是官贪吏酷，其他阶层又何尝不是很糜烂。就连皇帝都生不出孩子来。那样优越的物质生活条件，那样的美女如云，但还是生不出来。光绪就没有后代，换了溥仪也还是没有后代。
公开性方面我们历史上也做的不错。古代告状还可以击鼓鸣冤，还可以拦路喊冤。这在法律上叫诉权，就是人人都有申辩和被倾听的权力。倾听者可以是法官，也可以是行政官员，但最终应该由行政官员倾听。不过这方面到今天还有待于改善。人民法院有立案庭，决定是否受理起诉，如果决定不受理，只给一个结论，悄悄地把诉讼状退了回去，起诉书都不会送达对方。西方法院也会拒绝受理诉讼，但都没有立案庭，是法院听取双方陈述后再决定是否受理案件。
历史讲事实，法律也讲事实。肯尼迪教授写过一本《大国的兴衰》，并因此而红极一时，名满天下。但肯尼迪不同于红学家考证，他没有找到小姐、太太的原型。肯尼迪教授只不过是将大家已经知道的观点组合一下，佐证了一个不算创新的观点--国家久兴必衰（但没有说久衰必兴）。
怎样用史实？各取所需、量体裁衣或是削足适履，这些都是历史学家所惯用的伎俩。历史长短的本身也是这样运用的。为了把美国比下去，我们可以说，美国用了二百多年就取得了某项成绩，而我们建国五十多年便取得了同样伟大的成绩。同样是为了把美国比下去，可以说我们有五千年的文明史，而美国只两百多年。律师运用事实能够有此自如，也应该算是顶尖高手了。实事求是地说，历史学家也好，律师也好，他们不一定是要有意骗人，只不过是各人观点不同，立场不同，所谓的“事无两样人心别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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